韩国高调参加北约网络军演螺旋效应引发关注

近日,韩国国家情报院宣布,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将参加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主办的多国“网络旗帜”联合军演,并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以下简称北约网络防御中心)组织的网络空间联合演习。报道称,这是韩国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后,在网络空间领域提高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韩国愈发注重网络安全领域发展,韩国国家情报院长期与40余个国家在该领域开展合作。

2010年,韩国成立隶属于国防部国防情报本部的网络司令部,并在次年升格为国防部直属司令部。该部门主要负责执行技术情报侦察、心理战和网络防御任务,成立初期编制450人,2014年增至1000人。

2018年,根据韩国国防部提出的“自主国防2.0”建设规划, 韩军网络司令部进行改革重组,更名为“网络作战司令部”,同时入列联合参谋本部作战指挥序列,以实现“行政管理-作战指挥”一体化运行。

在行政链条上,其作为国防部业务职能机关,对韩军网络空间领域业务进行顶层设计和现实指导。在作战链条上,对各军兵种部队网络战力量进行作战行动管理。

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下辖国防网络指挥控制中心、作战中心和国防综合数据中心三大核心机构。国防网络指挥控制中心主要担负国防网络防护、情报搜集与分析、网络空间领域战斗能力拓展等职能。其在各军种编设情报搜集团、情报作战团和研究开发团。

作战中心主要负责检查部队网络防护能力、对网络空间领域威胁作出综合判断、研究开发杀毒工具等。其在各军种设置网络作战分中心,各分中心负责对具体网络安全行为开展调查和分析。国防综合数据中心主要负责还原受损系统和丢失的数据包。

此外,韩国政府部门长期与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保持业务合作。其中,以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为主要牵头单位,与国防综合数据中心开展对韩国企业的备份数据检查,并适时调整网络威胁等级等。目前,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对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划设4个安全威胁评定等级,分别为正常状况、需要关注、加强注意和严重警戒。

今年5月,韩国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成为首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韩国媒体宣称,此次牵手北约是韩国在网络空间领域软、硬实力的体现,也是“韩国与北约关系持续深化拓展的折射”。

此后,韩国分别与荷兰、澳大利亚和德国进行了网络安全对话会议,围绕评估对手网络攻击能力、制定政策法规、规划战略等内容展开经验交流。在不久前结束的北约峰会上,网络安全领域合作成为韩国与比利时、英国等国双边会晤的重要议题。

此次韩军计划接连参加两场北约组织的网络战演习,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其与北约国家在新型作战领域的军事合作。按计划,在美国主办的“网络旗帜”多国联合军演中,韩军将派遣20名网络战人员,模拟构建韩国网络作战司令部指挥中心,重点演练联合友军帮助“基础设施受到网络攻击的盟友”进行防御、溯源和反击。韩国国防部介绍称,演习结束后,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将分批次派遣不同层级的军官赴美交流。

在北约网络防御中心主办的演习中,韩国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竞技比武。韩军将派出网络领域专家团,围绕演习进程和效果,研究讨论网络空间“作战规则”。

报道称,韩国近期在军事领域对北约亦步亦趋,相关举措引发的螺旋效应或将对地区局势造成负面影响。

一方面,韩国和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实兵化合作,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正加紧从传统战场向新型作战领域拓展。外界认为,美国联合盟友在保持战略武器和常规军力优势基础上,不断提升非对称领域战备能力,将催生地区甚至全球范围的“新冷战”氛围。

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借助演习、会议等时机,在网络空间等新型作战领域制定所谓的规则,试图通过打造“小圈子”限制战略对手发展。此次,韩国借网络演习、加入北约网络组织等方式提高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为北约在网络领域介入亚太事务提供借口。在美国与北约牵头主办的网络联合演习中,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将作为参演成员,美国联合盟友构建“亚太版北约”的图谋昭然若揭。

韩媒:韩国首现奥密克戎新变异株BA275确诊病例

中新网7月14日电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疾病管理厅14日称,居住在仁川市的一名60多岁男性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新变异株BA.2.75。这是韩国境内出现的首例BA.2.75确诊病例。

报道称,该病例8日出现疑似症状后,11日被确诊。后经检测后,确认了感染的是BA.2.75。

据介绍,该病例在可能感染病毒的期间无境外旅行史。有观点认为,该病毒可能已在社区扩散。

目前该病例正居家接受治疗,接触人员中尚未出现新的确诊病例。韩国防疫部门正在对其移动路径进行流调。

报道指出,BA.2.75与BA.2相比,能更快与细胞结合,且逃逸疫苗和抗体的能力更强。此外,该变异株的传染性和免疫逃逸能力高于当前在韩国流行的优势毒株BA.5。

目前,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加拿大等多国已经出现感染此变异株的病例。

韩国明星孙爆料德国长期受歧视德国一直歧视亚洲人

近日,韩国著名球星孙行云在首尔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在德国踢球时遭遇了严重的种族歧视,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德国踢足球,在那里我经历了许多困难和难以想象的时刻。我在德国多次遭遇种族歧视。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刻,我有很多想法在我的脑海里,但我最记得的是,我必须复仇的一天。

而孙坦言,在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韩国对德国的比赛中,韩国队以2-0取胜;当他看到德国人因为被淘汰而哭泣时,心中有一种复仇的感觉:

当有人因为输了比赛而哭泣时,我通常会安慰他们并给他们一个拥抱。但当我看到德国人哭泣时,我很高兴复仇。

孙1992年出生于韩国。2008年,16岁的孙加入了德国著名足球俱乐部汉堡,开始训练,直到2015年他转会到马刺。

原因也很简单。德国所谓的“二战反思模范国”名不副实。德国原本是欧洲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随着“冷战”的爆发,西德的“反纳粹”思想已被中途抛弃。在“反纳粹”问题上,西德远不如东德。

中国学者单教授曾透露,“冷战”爆发后,西德政府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经济上压倒东德,证明西方社会的优越性。

因此,西德政府提倡“向前看”,雇佣了大批前纳粹分子担任要职。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西德司法部门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人。

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德在经济上彻底打败东德,才在大学生和东德的压力下开始了所谓的“反纳粹主义”,但这种“反纳粹主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西方著名哲学家阿伦特《集体责任》在她的文章中,她讨论了责任和犯罪之间的区别。她认为,战后德国社会中所谓的“我们都有罪”(纳粹罪)是一种过于轻浮和狡猾的逃避,“我们都有罪实际上是我们逃避责任的同义词。”

同样,许多认真负责的德国学者也透露,“老一代”德国人感觉正常,甚至怀念纳粹屠杀犹太人和他们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例如《我的母亲是纳粹》作者施耐德在他的书中透露,他的“纳粹”母亲总是喜欢谈论过去,沉溺于可能主宰犹太人的权力的愉悦和想象。二战结束25年后,她仍然认为集中营时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她仍然相信“最终解决方案”的正确性,因为像被烧死的犹太人这样的所谓“低等国家”只是“”,应该“彻底消灭”,包括那些孩子,因为“一个犹太孩子会成为犹太人”,德国必须彻底消除这一令人厌恶的种族。

一些人,包括她轻蔑地称之为“小混蛋”的孩子们,在被毒死之前与其他尸体一起被扔进了焚化炉。

现在,简网络上的许多人认为,德国歧视犹太人并不是什么问题,但事实上,纳粹或德国迫害犹太人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德国人实际上是一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国家。他们甚至用边缘白人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更不用说他们认为比犹太人低的有色人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汉堡的圣保罗和阿托纳交界处有一个唐人街,许多中国人曾在那里开过中餐馆和洗衣店。

在纳粹执政期间,在德国唐人街的中国人经历了与犹太人相同的经历:他们被纳粹没收,被纳粹驱逐出家园,被纳粹送往集中营,许多中国人死于集中营。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二战后,西德和后来的德国为在该国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竖立了一座大型纪念碑,尽管西德总理跪下忏悔,但德国政府和德国媒体从未向生活在德国的中国人作出任何公开承诺和道歉,这些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的迫害。

更让人愤怒的是,受迫害的中国幸存者的后裔一直居住在德国,但他们在战后德国政府倡导的受害者赔偿浪潮中提出的赔偿申请也遭到了当局的拒绝。

换言之,二战后,德国向全世界的犹太人道歉、忏悔和赔偿,但从未赔偿任何遭受同样痛苦的中国人。

1991年,在萨克森州的hoyesveda,一群新纳粹分子包围了一间越南宿舍,当地居民和围观者鼓掌。

1992年,罗斯托克市里希特·哈根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极端右翼暴力事件。大约1000名极右翼分子袭击并纵火焚烧了一个越南劳工社区,再次受到当地人民和围观者的赞扬。事发当晚,警察陆续赶到,他们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敷衍地。

事实上,德国媒体已经承认德国对亚洲人的普遍歧视。2020年秋季,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和德国融合与移民研究中心(dezim)以“反亚洲歧视”为主题,对数千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2020年,近一半的亚洲受访者自己经历过歧视,其中10%甚至遭受过人身攻击。

对700名亚洲移民家庭的调查问卷显示,2020年,49%的调查对象遭受过歧视。其中包括手势(74%,如在公交车上换座位)、言语攻击(62%,如被责骂)和身体暴力(11%,如被吐口水、推和喷洒消毒剂)。27%的人表示,他们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之外,例如无法获得医疗预约。

综上所述,德国所谓的“二战反思模范国”纯粹是美国距离生产的。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西德还是后来的德国,这个国家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从未改变。他们向犹太人道歉只是因为犹太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他们对自己罪行的反思仅限于对犹太人的罪行。